以前写过一个文章 杨柳青年画为什么少有地摊儿,里面遗留了一些问题,就是不知道年画销售地摊儿(行商与坐商来个区别)是个什么样子。近日看到一篇文章,回答这个问题,原来地摊行商也是年画销售的一种重要方式。转载如下以便参考
北京胡同:卖画儿来——卖画儿
来源:http://roll.sohu.com/20130806/n383506554.shtml
上世纪30年代,北京胡同里有时会飘起这样的叫卖声:“卖画儿来卖画儿……”当年旅居中国的一位洋人,名叫萨莫尔·维克多·康斯坦,用英文写了一本书,中文书名《京都叫卖图》,记录下这一情形。书中特别载明小贩叫卖的是杨柳青年画:“这些画都来自杨柳青天津西南的一个村落,画画儿的工作全由村里的妇女和儿童在业余时间里完成。”
间或也会有这样的叫卖声飘起:“门神来挂钱儿!”康斯坦写道,“他卖两张门神画,这两张画分别贴在两扇院门上,也可以贴在家门上”。“贴在院门上的门神多为秦琼与敬德,这是唐朝有名的两位武士”,“贴在院内门上的其它画还有天官像,天官是管所有文官的官员”。所记涉及门神画的几项内容:一,成双成对;二,院子大门贴武门神,通常为秦叔宝和尉迟敬德;三,还有文门神,用来装饰院内门扇,如《天官赐福》之类画幅。
兴起于明代的杨柳青年画,至清乾隆年间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。年画的体裁有“贡尖”一种,又称“宫间”,即起于此时。“贡尖”含有“进贡”、“顶尖”的意思。杨柳青年画畅销北京,并受皇宫喜爱,时称“卫画”。清乾隆二十三年(1758)刊印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载,腊月十日以后,“则卖卫画、门神、挂钱”。那时“年画”一词大约尚未出现,对于迎春过年张贴的这一类画幅,北京人以产地冠名,卫画来自天津卫的画。杨柳青年画风靡京师,由此可见一斑。
杨柳青年画行销北京,有几种营销方式。长年开店,如戴廉增、齐健隆、忠兴号等画店,在北京崇文门外等处开设门市,此其一。
其二,腊月搭棚销售,康斯坦书中记述:“另一种卖画的是那些经营规模更为广泛的人,他们的画常常在每年最后半个月里出售。这些人在闹市或人来人往的胡同里用席子围出一个小棚,每人都用其富有特色的歌声来吸引过路行人,赢得买主。”这种设市销售的形式,是由清代延续下来的,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刊行《燕京岁时记》专有“画儿棚子”一条:“每至腊月,繁盛之区,支搭席棚,售卖画片。妇女儿童争购之,亦所以点缀年华也。”开设于年货采买之期,便于就近购买,并可提供较多的备选品种,画儿棚子应是一种有效的集中销售方式。
其三,走街串巷的贩卖。那些吆喝“卖画儿来卖画儿”的小贩,是怎样随身带画呢?康斯坦记:“小贩们用一条苇帘子把这些画卷好,穿个绳背在肩上。每幅画能卖到四到十个大子。”这种携带方法,年画艺术研究家王树村《漫谈民间年画》一文可予印证。王树村是杨柳青人,终生以年画研究为己任。他写道:“那时卖画的人,都是背着一个蓝印花大包裹,里面是用草帘卷着各种各样的年画。”用帘子卷画,可以避免折叠画幅造成折痕,保持平整。
康斯坦还记下画商招徕顾客的歌谣:“东一张西一张,贴在屋里亮堂;臭虫一见心欢喜,今年盖下过年的房。”似童谣,有童趣,这大约与“妇女儿童争购之”的顾客特点有关吧。
也别忽略康斯坦这样一段话:“现在,较为现代化的印刷方式已传到了天津、上海和其它地方,人们用同样的价钱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图画,而那些老方法制出的画将很快失去市场。”康斯坦没有忽视传统年画由盛而衰的大背景,这使他的微观记述兼有宏观视角,为他记录的材料定位了时间区位。(完)
柳青注:柳青想着很费劲的事情,其实老前辈们早就都解决了,地摊儿,连走街串巷的都有。如今少有地摊,也许更多是因为价格和年画定位问题吧。